福建老爸的拆迁故事
也许，这注定是一个房地产颠倒众生的时代。无论是杭州这样的区域中心大都市，或是福建某个辉煌不再的工业城市；无论像我这样19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，或是像我老爸这样1950年代就参加工作的老革命。终其后半生，老爸都在抗拒房地产对其宁静生活的入侵，然而，今年春节，在福建老家年近八十的老爸，也终于在全家人的鼓舞下，努力学着去面对一个陌生的开发商。
——杨广宏
老爸和房地产，断断续续的故事
自然，这次春节回家，全家人的主要议题就是拆迁。我们老家那儿的房地产起步时间不长，作为来自全国房地产火热第一线的知情人士，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主要智囊。
也许是享受过太多福利时代的好处，老爸对于这些年日渐占据主流目光的房地产事业，有着天生的抵触情绪。1999年，当我揣着四万元积蓄，羞涩地向老爸老妈开口借钱付第一套房的首付时，电话那边传来无法置信的声音：
“4000块一个平方，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？你后半辈子还要不要过了？”
“收入总会越来越多嘛！”我说。
“不行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你天天欠钱过日子。”老爸的口气很坚决。
几年后，刚刚回国定居的哥哥在厦门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多层住宅，还主动提出给老爸老妈在小区五百米外买一套50多平方米的单身公寓，一是可以圆老爸多年的厦门情结，二是就近也可以时常照应到。那个小区离火车站很近，又是厦门著名开发公司开发的，当时售价只要每平方米4000多元，兄弟姐妹几个都觉得是个不错的主意。没想到老爸一听就勃然大怒：哪有儿子住100多平方米大房子，让父母亲住50平方米小房子的？
等待拆迁的老屋，逝去的青葱岁月
准备拆迁的老房子，是1980年代后期老爸单位分的房改房。
还记得当年我是如何不情不愿地搬进这套70平方米的多层楼房。在我们那个依河谷盆地的狭长地形而建的工业城市里，人们多年固守着市中心不过两公里长的“黄金地段”，对我们这些机关大院长大的孩子来说，交往的距离从来只需以步行丈量。想不到，我读初一那年，老爸所在的当地司法系统突然想搞搞新意，把新的宿舍区建到城河下游两公里外的“新区”去。
在更大的居住面积和更差的地段之间，我不知道大人们是如何衡量的；但若是我也有选择权，我一定举双手双脚反对。很明显，我家原来60平方米的“大套”房子并不拥挤，楼上楼下，或是走出大门几十米，到处是我的同年好友和同班同学，那里有我的“圈子”。但是，我看出来了，父母早已厌弃了没有隐私的长长走廊，以及总是引发邻里纠纷的共用厕所。他们多么渴望一个一梯两户、带独立卫生间的新房子，可以涂上最锃亮的地漆，放进最时髦的沙发；最关键的是，住上这样的新房子根本不需要花什么代价，只要论资排辈，老爸永远有资格住上全单位面积最大、楼层最好的房子。
那个“新区”是怎样的偏僻郊区啊！走过纺织厂、印染厂乏味的厂房和烟囱，穿过灰蒙蒙毫无生气的家属区，在一大片田埂和荒草之间，突然矗立起几幢簇新的多层楼房。除了门口的小杂货店，几乎没有任何生活配套；街对面就是本城“好学生”最鄙夷的一所末流中学。万一晚上赶不上末班车，得走上很长很长一段路灯黯淡的寂寞马路；我不得不努力学习骑自行车，以免一再被班主任抓迟到的现行。还记得有一年夏天刮特大台风，阳台外搁着的晾衣竹竿“嗖”的一声飞出几十米外，倒插在不远处一片茂密的甘蔗田里。高考那一年，犯了轻度失眠症的我实在受不了屋外如潮起伏的蛙声一片，愤然搬到姐姐家进行最后的“冲刺”。
当然，新房子也让我第一次享受到拥有“自己的房间”的乐趣。对于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男孩来说，这是一个多么绝妙和人性化的空间啊！一张不宽的单人床，躺在被窝里看《书剑恩仇录》永远不怕被老爸发现；深爱的“小虎队”也可以在四面墙上尽情地张贴。
做个钉子户，现实远比想像残酷
一路开了8个小时的车才到家。顾不上疲劳，我立刻向老爸问起拆迁的事，生怕他已经和开发商签过什么“不平等条约”。
老爸倒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。他向我数落了老房子的种种不好的地方。我环顾四周：确实，从居住的角度讲，这个房子已经很不舒适了。也许是这辈子住的房子都是“分”的，所以老爸不太愿意在钱、房子和房契之间来回倒腾，太费神。他愿意像以前一样，讲好条件，等着拆迁旧房子的开发商再“分”给他一套房子。
姐姐告诉我，老房子那个位置，马上要成为市政府重金打造的“CBD”。窗对面的重机厂，不久以后就是全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。我们的老房子作为城市多功能综合体里承担居住功能的一部分，光荣地被划入拆迁红线。居民原则上原拆原回，按同等面积补偿。
遗憾的是春节房地产公司休假，售楼处一个人也找不到，老爸手头也拿不出什么白纸黑字的拆迁意向书，只是告诉我，新房子叫“河滨豪庭”，是带电梯的高层，再不用爬楼梯了。我问：“是按实用面积补偿还是按建筑面积补偿？高层和多层的得房率差远了。”老爸说不出来。我又问：“是先安置再拆迁，还是先拆迁后安置？”老爸说：“好像要到外面过渡一阵时间。”
我的意见是：如果能够货币安置，尽量还是拿钱走人，自己另外找一个现成的小区搬进去。
一说货币补偿，老爸就觉得头疼。安置标准是多少才算是不吃亏？开发商不答应我们的货币补偿要求怎么办？按理说，权益总要去争取才会有，不可能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；但是去做一个“钉子户”，不仅对一个七旬老人来说太残酷，而且对老爸这样一个自认的“文化人”来说，也太不现实。
唉，怎么办呢？有些时机错过了就不会来。如果当初在房价4000元的时候，老爸出手在杭州或厦门买上一套小商品房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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